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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号化是那个时代的艺术痕迹         
符号化是那个时代的艺术痕迹
作者:何桂彦与… 文章来源:新浪文化艺术长廊 更新时间:2012-2-11 4:22: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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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号化是那个时代的艺术痕迹


——何桂彦与刘力国的对话


何桂彦:20世纪90年代初,伴随着“新生代”、“政治波普”、“玩世现实主义”的崛起,当代绘画有一个明确的转向,那就是远离宏大叙事,远离启蒙意识,并积极地介入现实。你早期的作品创作于1993年前后,它们主要是一种什么风格?




刘力国:风格上仍保留了80年代的一些现代主义特征,也受到了90年代初波普化表达的影响。



何:1993到1995年的作品有一个较大的转变,集中体现在《太阳花系列》中,一个是具有浓郁的艳俗氛围,另一个是出现了“屁股”的形象。这种转变基于怎样的考虑?


刘:当时的感觉是,因为中国国门刚打开,西方的东西一进来后,给人的反差特别大,心里有一种失落感。此时,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,只要是西方的都是好的,而我们的都是不好的,都该全部扔掉。但在我看来,传统中其实有很好的东西,为什么我们要遗弃,难道它们一点存在的价值都没有吗?于是,在创作中,我希望放弃那种极端的态度。我的作品大多会给人一种诙谐、调侃、喜气洋洋的感觉,像方力钧那批艺术家的作品中有时还有一些比较强烈的情绪,我的比较温和,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,我做不出那种血腥、暴力、激烈、对抗性的作品。我希望在诙谐、调侃的氛围下给予一些善意的提示。“屁股”这个形象在当时是很不雅的,但这个屁股就像人们对待传统时的态度一样,以为它是丑的,是羞于被人看到的。不过,一旦将它和“花束”并置在一起时,就会出现一种荒诞感。“花束”是雅的,而“屁股”则不雅,在视觉上,它们既熟悉,又陌生,但当两个东西,两种符号并置到一块,滑稽与荒诞就弥散出来了。




何:这种荒诞感是否也来源于更为内在的原因,即人们在社会急速转型的背景下,在社会——文化心理上所产生的焦虑,或者说一种不适感?9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,以及消费社会的兴起,在价值方面,一个明显的社会症候是,早期集体主义的、形而上的生活方式,向一个世俗的、消费的、形而下的生活转变。你的作品实质也有一种对消费社会本身所展开的思考。


刘:当时的社会转型对我们的冲击很大。过去,我们活在集体化的意识里,我们被集体主义、宏大叙事的价值观所塑造,所支配,比如,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伟大的领袖,但没有一个价值导向是教我们如何真正的独立思考,独立的生活。改革开放后,西方的价值观进来了,我们认识到个体要自由,个人要独立。但是,我们似乎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,有点矫枉过正。在那个转型的时代,很多东西都是错位的,而且,我们在思想上也没有做好准备,因此容易极端化。




何:你当时的那批作品还是保留了90年代当代绘画的一些共同的特征,例如平面化、图像化、波普化、艳俗化。《太阳花系列》从一开始在视觉上就向图像和符号转变,而不是像80年代现代主义风格那样注重形式与语言的探索。





刘:我们都希望作品有个人符号,而且越典型越好。符号化是那个时代的痕迹。



何:你是怎么选择,最终确定你的个人符号的,当时基于怎样的考虑?


刘:当我在选择“屁股”这个形象时,直觉就是这个符号必须要有典型性。如果这个形象一开始就是人们陌生的,那么,它就需要大家花很长的时间去了解、去熟悉。一旦这样,这个符号的选择就失败了。在我看来,艺术家要正确理解自己的能量,它不可能太大。所以,我要找一个最熟悉的符号,所有人都知道的符号,然后再把它移植到作品中,使其典型化。面对这个符号,不管你是白皮肤、黄皮肤,只要你看到就能认识。只要达到这种程度,这个符号才是靠谱的。“政治波普”中,艺术家开始用各种“文革”符号,再比如,方力钧的那个光头,当时国外的报道就把它看作是“无声的呐喊”。很显然,明确的符号能强化作品的表达力度。当然,对于艺术家来说,当你选择好符号后,还要对它进行形式与语言上的转换。在我的作品中,“屁股”的形象大多做了陌生化的处理。




何:你是什么时候将架上绘画中的图像、符号转化成瓷质雕塑的?


刘:选择瓷器,主要是因为它是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。97年我就在做方案,但完成是98年的事情。当时在准备一个关于艳俗的展览,时间特别急,我记得参展的艺术家有李路明、孙平等。这个展览是由廖文、栗宪庭策展的。李路明当时是湖南美术出版社的社长,他正在策划一本关于艳俗方面的书,也希望把这个展览的作品放在里边。我那时在潮州,而不是在景德镇,后来就做了那批瓷器作品,后来也收录在李所编的书中。




何:从90年代中期的《大众样板》、《艳妆生活》,再到1999年天津泰达美术馆举办的《跨世纪彩虹——艳俗艺术》展,艳俗艺术成为了90年代中后期一个重要的艺术潮流。



刘:在当时身边的朋友中,栗宪庭是艳俗艺术最重要的推手。还有一个年轻的批评家杨卫,他在90年代中期也画一些具有艳俗风格的作品,后来就慢慢转向策展了。实际上,那个时候的展览、批评氛围跟今天很不一样。比如说今天的策展人、批评家要写东西了,他才会去找艺术家要相关的资料。但我们那时做作品彼此都商量,我要做什么,我会跟你讲,让你给我提意见,我也会告诉你,这个作品该怎么去做。当时那批年轻的批评家,如朱其、黄笃、高岭跟大家都很熟,在一起玩、吃饭,讨论艺术问题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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